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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八分之二十二:转捩点

Wednesday, September 1st, 2010

周末骑行 2010/7/25

原来在师大的时候,我疑惑,为什么师大每年在成都招生那么多人,但是却没有一个老乡会;而像tsing他们福建泉州啊,或者什么湖北哪里啊,就会有老乡会,甚至是在北京市这个层面上的老乡会。

除了其他特殊的原因,人的数量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,仿佛就是有两个阈值(threshold):一个是聚集阈值点(agglomeration threshold),类似社会科学里面critical mass的最低值。过了这个阈值,社会相关的东西会处于集聚效应,互补互助。没有达到这个值,一般选择依附于其他势力。回到刚刚的老乡会,很多特别小的地方来的同学,往往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依附,要不就独来独往落个孤傲或者自闭的称号,要不就跟着每个小团体一起被同化。而有老乡会的人,有人带着吃个饭,逛个学校,交个男女朋友,blah blah。在经济地理上,这就是典型的聚集效应,外部化的效益是有益的(positive externality)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M记的地方就开封菜,有购物中心的地方就有速食餐饮。换句简单的话,就是1+1大于2的作用。

跟某个博士后聊天,他说北美的教职啊基金项目啊也是有小团体,也有势力范围,而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反倒是少数派,没有人太会把竞争的矛头指向您,而你反倒可以在这一层保护之后踏实而安稳地做一点学问,或者像某些中国老板一样靠社交能力跟国内捞点虚名和小钱。

而另一个阈值就是分离阈值(dispersion threshold),到了这个阈值之后,外部化的效益不再是有益的。在城市发展上面来说,就是城市蔓延(urban sprawl)或者郊区城市化(suburbanization)的过程,随着市中区的居住人口密度越来越高,而人们的收入增加,特别是私家车普及率提高之后,人们开始在低密度的城市郊区移居,新建的这些房子大多是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(detached house),每个都有花园,车库以及活动场所,而彼此之间的生活容忍气泡范围变大了(也就是说NIMBY,not in my backyard)。这个时候,对低密度的公共空间和绿色空间的占据往往会产生负向的外部性(negative externality),使得人口空间密度低,而且蔓延区域很大,连通性也比较差。回到刚刚老乡会的上面,同一个地方的人太多的时候,反倒不好“群”了,而保持个人隐私以及证明自身独立性显得更重要了。从经济学上考虑,也就是集聚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在减少,而这个机会成本还不如投资到郊区去,获得的收益或者说效益(utility)更大。

地理作为一个交叉于社会科学和传统理科之间的学科,常常会碰到这种决定阈值的状况。而在社会科学里面,很多阈值很难抓住准确的转捩点。所以这才叫人生,前一秒可能还开开心心,后一秒却冷冷清清。所谓岁月啊,成长啊,成熟啊,就在于掌握好那个转捩点的度。